“这套房子建筑面积将近三百平方米。2002年，杰瑞花200多万元买下，花50万装修好，送给我住，那年他23岁。现在这套房子值500多万元。你们的儿子会买房子给你们住吗，不会吧？他可能还指望你给他买房子吧？”沙拉?伊马斯扬起饱经沧桑的犹太面孔，率真地望着我们问道。
中国百姓最关注的医疗、教育和住房问题，沙拉?伊马斯却以自己的方式得到解决――把儿子培养成富翁，让儿子给买豪宅，身体健壮，无医疗之忧。沙拉不是外国人，是中国人。确切点儿说，她是拥有1/2犹太血统的中国人，或者说是有着1/2汉族血统的犹太人。十几年前，她和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一样不富有，她领着三个孩子移民到以色列时，穷得到垃圾箱去捡面包充饥，捡别人丢的衣服穿。
沙拉的话像柄手锤砸在我的软肋，让我有点喘上不来气。
沙拉说得没错，中国的孩子23岁时肯定不会送父母豪宅，而且还要父母为他们抚养，供他们读书。中国父母像老移公似的每日为儿女“挖山”不止。在采访沙拉之前，我们没有一丁点儿心理不平衡。相比之下，有的父母比我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在供儿女读二十多年书后，还要出钱给儿女结婚，给他们买房买车，接下来再供孙子外孙子国外进口奶粉。我们这一代父母就这样像老奴才似的没完没了地为儿女操劳，死气白赖地为他们“负责”。
我们这一代父母对儿女的期望太高了，望子成龙意识像2007年疯狂的股市，毫无理性猛劲儿上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既让人欣喜若狂，又令人心惊肉跳。分数已不是孩子的命根，成了父母的命根，儿女考取的学校已成为父母价值的终极体现。为此，父母们不惜上刀山下火海，不惧下地狱熬炼狱。这是一代最伟大、最无私、最具牺牲品质的父母，也是世上最愚蠢的、最可怜的家长，他们把毕生献给了孩子的“学习”，把自己变成应试教育的牺牲品。教育家马卡连柯说：“一切都给孩子，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这是父母给孩子的最可怕的礼物。”这一可怕礼物让许许多多的中国孩子缺失生存能力，最终以“啃老”为生，年逾而立不自立，年逾不惑还要父母替他养活老婆孩子的人比比皆是。
沙拉•伊马斯扬会说希伯来语、英语和中国的上海话、杭州话、广东语、苏北的高邮话、普通话。可是，她是上海人，生于斯，长于斯，生子于斯。十几年前，她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妈妈，有着其他母亲相似的期盼和梦想――希望孩子挤过高考的独木桥，或步入清华园，或守在莫名湖。43岁那年，她放弃了做中国妈妈，要做犹太母亲，对家庭进行改革，采取了犹太家庭的有偿机制。她用这“冷酷”法则和母爱将两个穷小子打造成了富翁，自己做了富翁的母亲。
1993年5月，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一位中年女性对记者侃侃而谈，她表情鲜活生动、神采飞扬。她有着高挑身材，褐色卷发，挺拔鼻子，深凹眼窝，湖水般的眸子，走在以色列街头会像滴入清泉的水，可是一讲话就露出了马脚，希伯来语像高峰时间的车流，时急时缓，时畅时滞。
她就是沙拉?伊马斯。1992年5月，她从上海来到以色列，成为中以建交后第一位从中国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今天，她到机场接她的孩子。她将和三个孩子在她的父亲――老伊马斯终生向往的犹太人的故乡――以色列团聚。
老伊马斯的全名叫立•伊•伊马斯，是位无国籍的犹太商人。1939年9月1日，德军对波兰发动了闪电战，随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波兰与德国边境经商的54岁的老伊马斯逃出，途经苏联逃亡到上海。当时，上海被犹太人称之为“东方方舟”，是世界上惟一向犹太人敞开怀抱的城市，从1939年至1941年，先后接纳了3万多犹太难民。
老伊马斯是不幸的，他的家人没逃出来，他又是幸运的，没像千千万万的犹太人死在逃亡路上。在苏联境内，他和难友在冰天雪地里饿寒交迫地躲藏好几天，身体冻得像根枕木，放上铁轨就能跑火车；肚子饿得前腔贴后背，刮阵风就能像树叶似的飘起来。他幸亏在雪野捡个冻萝卜，啃着吃了，否则就饿死了。在穿越边境线时，他的腿被铁丝网刮住，铁刺扎在肉里，为活命咬紧牙关猛地把腿拽出来，鲜血涌出来，浸透裤子……
老伊马斯在上海开一爿商铺，经营酒和地毯，过着小康日子。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以色列共和国宣告成立，像云一般漂泊了两千多年的犹太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园。可是，这个被联合国承认的国家很快就变成了战场，埃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以及黎巴嫩等国家纷纷向以宣战。老伊马斯已年逾花甲，患有高血压等老年病，无法回以色列参加独立战争。他也许为自己不能回以色列而绝望，也许不愿像枚落叶独自漂泊，想有一温暖的家，也许觉得自己距大限不远，想百年之后有人凭吊，他跟来自苏北高邮乡下的保姆产生男女私情。那位比他小31岁的夏桂英不仅有丈夫，还有一个患有小儿麻痹手脚致残的儿子。也许贫穷已将她的婚姻篱笆沤得千疮百孔，阻挡不住燃烧的情欲和生命种子。1950年1月26日，随着几声嘹亮的啼哭，犹太孩子――沙拉•伊马斯出生了。
关于犹太人界定存有争议，正统派认为，犹太女人生的孩子就是犹太人，不论孩子的父亲是否犹太人；卡拉派认为，只要父亲是犹太人，那么其子女就是犹太人。自由派认为，父母有一方是犹太人，并按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抚育出来的子女就是犹太人。不论怎么争议，沙拉一直认为自己是犹太人，自己的孩子是犹太人，中国和以色列政府也认为她是犹太人。
“沙拉小姐，您一年多没见孩子，想念他们吗？”年轻记者问道。
沙拉看看那位记者，他的提问就像他人那样年轻，稚嫩。母亲怎么可能不想孩子？“想念”一词怎能将一位母亲的牵肠挂肚与苦苦思念涵盖？
“我对母子重逢期待以久。对于母亲来说，这是特别漫长的……不过，让我放心的是他们在哪里都是国家的未来，不论中国政府还是以色列政府都会照顾好他们的……我觉得孩子到以色列，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沙拉回答道。
期待以久，这一词承载着沙拉复杂的感受。这不是寻常的团聚，是母子四人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团聚！
等待像一笔付不完的账单，搅得人心烦意乱，倍受煎熬。机场若道河湾，旅客像鱼儿一拨拨涌出离去。每拨人散去都给这位翘足等待的母亲留下失望，在失望上很快又长出新的希望。孩子所乘航班终于到了，沙拉目光如炬，雷达似的在人群中搜索……重逢像花儿开放，不论期待多久都会让人惊喜。
“伊妈，伊妈……”一个十几岁孩子喊着叫着扑过来，抱住沙拉。
“杰瑞……”煎熬与幸福转瞬完成交割，沙拉热泪盈眶地将杰瑞揽入怀里。
她像意识到什么，匆遽抬起头，目光慌乱地在人群寻找，最终锁定在另一男孩和一在别人怀抱的小女孩身上。15岁的以华•伊马斯像被人拽进城里的小羊，惴惴望着这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群，迟滞地挪动着脚步。当目光与沙拉相遇的瞬间，他的脚步陡然停，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后闪去。护送他们的以色列驻中国使馆官员不明就里地推了他一把。他向前一步，又退了回去。
沙拉多么祈望以华能像杰瑞那样跑过来跟妈妈拥抱，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对此，在给孩子办理移民手续时她就意识到了。她不甘心哟，相逢的情景像道拥有无数解的函数题，让她对每一正数的解都缺少信心。最后，搞得期待像一筐被掀翻的土豆，滚了一地。她不放弃这道多元算式，猜想具体情景，“在相见的那一刻，以华会叫我什么，会叫妈妈吗？”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有两个，是与否。她的思维在这两点间跳跃，难以落下。她放弃这道题，假设一下：“以华叫我妈妈，我跟他说什么？”这是一道很好的问题，给她以甜蜜的想像，千言万语涌上心头。看来幸福不仅取决于答案的对错，还取决于生活给你出一道什么样的题。“杰瑞和以华他们兄弟两个能否和睦相处？”这道题把连翩浮想拽回现实土壤，他们兄弟二人从没在一起生活过，以华出生三天后就送人了。这是15年来，沙拉与以华第一次以母子关系相见！
沙拉默然望着以华，这本在逆料之中，可是她仍然感到慌张，甚至措手无策。痛苦的记忆像矗立在河道的礁石，使母子感情不能酣畅流淌……
“我该不该拥抱他？不。我不能让他感觉到自己和弟弟、妹妹有什么不同，不能让他感到自己在这个家里是没人疼没人爱的小可怜……”两岁多的美美以另一种方式拒绝妈妈。在三个孩子中，美美的变化最大，不仅个子长高了，小脸也像花蕾似的有所开放。过去，她一见到沙拉就扑过来，往怀里钻，现在蜷在送她来的姑姑怀里，睁着不安的大眼睛打量着周遭的陌生，打量着已不认识的妈妈。她拒绝沙拉的亲近，拒绝让沙拉抱。沙拉像冷不丁吞口芥末，辛辣从心底泛起，鼻子和眼睛都酸酸的。
记者的采访在继续，镜头像见到主人的小狗，撒欢似的紧紧追随着沙拉和她的孩子，闪光灯不时地闪烁。
“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代表我的家人，感谢所有关心、帮助和促成我们母子团聚的好心人，感谢中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给予的帮助。感谢中国那个摇篮把孩子养育这么大，这么健康；感谢以色列政府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沙拉说道。
记者想拍一幅母子相聚的照片，沙拉一只手揽住杰瑞，另一只手穿越犹豫的叠嶂搭在以华的肩上。随着快门声沙拉和孩子们相逢的一瞬留在胶片上。三个孩子的表情和相貌迥异，以华的脸形、鼻梁和眼睛酷似沙拉；杰瑞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两只弯弯的笑眯眯的小眼睛，中式的鼻子和嘴；美美是一典型的中国女孩，在她的身上难以寻觅犹太人的痕迹。车顺着起伏的公路向以色列北方奔驰。美美仍然不让妈妈抱，只好让姑姑抱着坐在前排。沙拉坐在后排，左边是杰瑞，右边是以华。这两个儿子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啊，有了他们，不论去哪个地方都不怕！
“以华，你累吗，渴吗，饿吗，想吃点什么？”沙拉侧过脸望着儿子，试探地问道。
“随便。”以华淡淡答道。
拳拳母爱被拥挤在河道的礁石挡回来，沙拉知道母子之间在15年里荒掉的开阔地不是一下子就能穿越的。沙拉想，作为一个母亲，我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良好的心态，要动一动脑筋，让孩子接受我。我要学会母亲，母爱也需要技巧。对孩子要特别用心，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要树立起母亲的形象，克服其他母亲的弊病。不管怎么样，我跟孩子生活在一起了，只要有信心、恒心和耐心，哪怕是万水千山，我也能趟过去。
离开机场、记者和那陌生的人群，孩子的天性渐渐恢复了，美美像落在枝头的喜鹊叽叽喳喳叫起来。杰瑞兴奋地望着窗外涌来的别致建筑，旖旎风光，一惊一乍地喊道：“伊妈，你快看，你看那个！”一会儿靠在妈妈的身上问家在哪儿，家里有什么。以华却低垂着头，一声不响。车突然颠簸一下，以华挨在沙拉身上。颠簸过后，他却没有躲去。“他毕竟是我的儿子，我的血，我的肉啊，他迟早会有一天像杰瑞那样接受我的。”沙拉欣慰地想着，接触儿子的部位陡生一股暖流，随着血液涌向心脏。我要把他当朋友，我要摸到这个“朋友”的心很容易，他尚小，不会掩饰；我的心怎么样让“朋友”摸到，这是艺术啊。
“伊妈，你看，这里怎么这个样子？”东张西望的杰瑞疑疑惑惑地问道。
车越往北行，窗外越僻陋，渐然现出裸露着岩石和泥土的荒山和一望无际的荒漠。从高楼林立，繁华喧嚣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到这里，强烈的落差一下子将杰瑞出国喜悦冲上失望的彼岸。他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领他们到这么荒凉的地方，车里晴转多云，气氛沉闷了。
“你们知道吗？我们要去的是一座有着兵工企业的重镇，以色列的优秀外交官和飞行员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沙拉笑着对孩子说。
移民局给沙拉安排的住房在毗邻黎巴嫩的边陲城镇――谢莫纳（Kiriat Shmonah）。
沙拉去过海法，去过耶鲁撒冷，对谢莫纳镇却一无所知。
移民局的官员说，“沙拉小姐，以色列最优秀的飞行员和外交官都是从谢莫纳走出来的。你去后就会发现这一选择是对的。”
这是选择么？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会选择海法，会选择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哪怕给她20个选项，她也不会选择那个位于胡拉谷地西北部、仅有2.2万人口的兔子不拉屎的小镇。
“好吧。我想我不会在那生活一辈子。”沙拉无奈地说。
“你会在那生活一辈子的。”官员十分自信地说。
为什么？是不相信我有能力走出来，还是相信我会喜欢那个地方，迷恋那个地方？沙拉想。
车呼啸着穿透荒漠，三个半小时后，进入谢莫纳，停在居住点内。居住点几幢白色楼房像几枚散落在半山坡的骰子。这些房子一幢幢寻寻常常、敦敦实实，每幢的底层若门球场，没有间壁，那是专供孩子玩耍的，上面三层是住宅。沙拉和儿子拎着简单的行李，姑姑抱着美美爬上三楼，打开9号的房门。那是一套使用面积一百多平米的三室两厅两卫的房间。房屋没有装修，洁白的四壁，溜光的水泥地，空空荡荡，说话声像误飞进来的小鸟在几个房间乱窜。
“妈妈，我们晚上睡在哪儿？”杰瑞抱着行李，不知放在哪儿，一脸沮丧问道。
“孩子，一切都会有的。这个地方是不如上海，可是它会给你们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是你们成长的摇篮。你们长大后就可以离开这里，去特拉维夫，去耶路撒冷。要知道这个小镇的生存成本很低，特别适合我们。你们看，这么大的房子，前后两个阳台，租金只有100多谢克尔。你们再看看……”
沙拉说着打开窗口，房后的山坡像中国影帝葛优的脑袋，几近不毛之地；她又推开前窗，巍峨的黎巴嫩雪山映入眼底，趴窗户向下望去，花草树木郁郁葱葱。听说定居点搬来一户中国人家，犹太邻里纷纷过来看望。他们见沙拉一家除几件简易行李之外什么都没有，东家送来几只碗，西家送来一口锅，楼上的邻居送来了晚餐……
太阳坠入山下，夜色渐渐浓了，沙拉领着两个儿子下楼，在垃圾箱捡回几抱纸盒，拆成纸板铺在水泥地上，然后把被褥铺在上边，一家人席地而坐。孩子的心是六月的天，阴雨一过，晴空万里。沙拉领着孩子玩起剪刀石头布，大拳小拳比划在一起，家里洋溢着欢声笑语。临睡前，沙拉分别拥抱了以华和杰瑞，严肃地说：“孩子们，新生活就要开始了，我们将会遇到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我们在这里是穷人，要求每个人都不生病，你们不论冷了还是饿了，都要告诉妈妈。妈妈希望你们在这里好好读书，有个美好的前程……孩子，我们母子四人团聚了，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妈妈爱你们，会让你们快乐成长的。”孩子睡着了，沙拉难以入寐。这一天，沙拉期待已久，期待得煎熬。孩子终于回到了身边，她可闻到他们酣睡的鼻息，可以抚摸那一张张稚嫩小脸，幸福在沙拉心里激荡，把睡意赶到九宵云外。沙拉恨不得时间停止流逝，恨不得永远像现在这样――跟孩子在一起。15年来，她欠孩子的爱太多了。她要用这一分一秒补回来，要她的母爱温暖他们一生一世……
（二）
老伊马斯不仅给了沙拉犹太人的血脉，给了她犹太人的身份，还给了她多舛的命运。在沙拉的记忆深处得到的母爱还不如一根燃烧的火柴，对母亲的积怨却像窗前的雪山，几十个春秋都没有消融的迹象。沙拉出生后，34岁妈妈就离开了沙拉，嫁给了一位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男子。当沙拉会叫“妈妈”时，身边只剩下中国话说不大利索的犹太父亲。当沙拉一岁时，母亲已生下了沙拉的同母异父的弟弟。接下来，妈妈又生两个男孩。
老伊马斯晚年身染中风，瘫痪于床，像片挂在枝头的被岁月榨干的枯叶，在风雨中摇摇欲坠，不能给幼小的沙拉以荫翳。老伊马斯躺在床上，用那像枯枝似的手摩挲着沙拉的头说，“孩子，等你12岁举行成人礼那天，爸爸给你开个隆重的party。”可是，当沙拉12岁生日时，老伊马斯已经无力给女儿办party了。1962年4月28日，天下着倾盆大雨，这片枯叶――老伊马斯飘零了，化作上海青浦吉安公墓的一座坟茔。送葬的亲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身穿小黑棉袄的12岁的沙拉，她像一棵孤苦无助的小草站在墓穴前悲凄地喊道：“不要！这里有那么多水，会把爸爸弄湿的，会让爸爸受冷的……”父亲还是被放了进去，被泥土埋没。沙拉没有了家，从墓地回来只好去找母亲。
那是一个血缘庞杂的家庭，随着沙拉的到来就更复杂了。在那五十多平方米空间里不仅住有母亲、继父、沙拉和同母异父的三个弟弟，还有那位比她大三岁的残疾哥哥。母亲像一个打在他们六个人生的死结，使得他们既不能像其他人家那样相亲相爱，又不能分离。在沙拉的记忆里，那个家庭犹如抵挡不了风雨的马架，里边充斥着争斗与险恶，噩梦像惊险影片似的一幕幕降临，又一幕幕离逝。沙拉不知道究竟该怪那位大字不识却颇具心计的母亲，还是那个“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荒唐年代。沙拉心绪黯然时就去吉安公墓去看望父亲，对着那抔清冷的黄土述说衷肠。说着说着好似父亲的叮嘱从坟里传出：“沙拉啊，你要记住自己是犹太人，不论做什么事都要留有余地，不论跟什么人在一起都要比别人矮三分……”
当沙拉读到初一时，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了，长着犹太人面孔的沙拉不仅不能像同学那样去全国各地串联，而且也加入不了红卫兵组织。紧接着她被革了命，褐色鬈发被红卫兵剪掉了，她父亲的坟也被铲平了……1968年，18岁的沙拉从一个严冬进入另一严冬，她离开那个家，下乡到母亲家乡――高邮汉留公社决心大队六队。沙拉在那里不仅学会农活，还学会一口纯正的高邮话。1971年，沙拉哼着在农村学会的高邮小调《小寡妇哭坟》返城了，进上海铜厂当工人。没想到幸福刚爬出地平线就被乌云遮盖，她的命运比哭坟的小寡妇还惨。1973年，祸从天降，她寄给以色列政府的移民申请得到答复，他们寄来一纸允许移民的通知，于是乎，她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被送进上海第一看守所。在看守所关押11个月后，她被移送至安徽白毛岭劳教农场。她在那里劳教一年，母亲都没去看她，惟一让她温暖的是出身不好的继父给她写过几封信。继父是一位儒雅的男人，比妈妈小好几岁。在认识妈妈之前结过婚，前妻是日本女人，患有不孕症，没有生育。这男人不仅长得高大，而且有着宽阔的襟怀，他给了沙拉超越血缘的父爱。
25岁那年，沙拉被释放，回到上海铜厂工作。沙拉无论如何也破译不出妈妈为什么不爱自己，她是这个家唯一的女儿啊，难道自己还不够乖，还不够懂事？还很孝敬母亲，一个冬日的傍晚，沙拉下中班时听说食堂买肉包子。妈妈最爱吃的就是肉包子啊，在那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不过年过节有谁能吃得上肉包子呢？沙拉高兴地跑去买了几个，怕回家冷了不好吃，她把包子揣在怀里骑着车子猛劲往蹬。天气寒冷，朔风呼啸，沙拉冻得手和耳朵失去了知觉。到家时，她见桌子上放着妈妈留给她的冷小米饭，推开妈妈的房间，桌子上放着排骨和白米饭，泪水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沙拉多次想自杀，把生命还给母亲，二不相欠。沙拉还想，将来自己当了母亲，一定用全部的爱去温暖他的人生，绝不能让自己的孩子遭受这种不幸。说来她的母亲也不是极端自私、没有母爱的女人，她几乎把所有的母爱都给了那个残疾的儿子。沙拉百思不得一解的是母亲对她为什么那么冷酷，那么无情，究竟缘于那段与老伊马斯的私情，还是缘于沙拉那张随时随地印证母亲私情的犹太面孔。每逢沙拉解不出这道复杂的多元算式时，她就怀疑母亲是否是自己生母。
沙拉在绝望之余，倾之所有偷偷请回一尊观音。她没把观音供奉起来，而是把观音当作一位慈爱的母亲，晚上跟观音说些悄悄话。突然，爱情的春风呼地吹进沙拉的心房，迟到的玫瑰骤然开放。正值她将步入婚姻殿堂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把她的爱情打得落花流水――男友的前任女友找上门来，那位不幸的姑娘不仅跟沙拉的男友同居过，而且还被机器扎掉了右手的四指。弱者背水一战就会成为勇士，那姑娘死死抓住了沙拉的男友。这是一场残酷而无聊的战役，况且对手是位令人同情的残疾人，不论沙拉接不接着注定都是失败的。沙拉退出了争夺，把男友让给对方。“漏屋偏逢连天雨”，沙拉还未走出失恋的痛苦，竟发现自己怀有了身孕，孩子的父亲已成为那个女人的丈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女人来说，未婚先育就意味被打入没有春暖花开的冷宫，一辈子都别想翻身。当沙拉要去做流产时，母亲对她说：“你把孩子生下来给送你哥吧！你哥是残疾人，不能结婚，让他有个后，老了也有个依靠。”这是母亲第一次求她，她怎么会不答应？再说，她待哥哥很好，甚至给大自己三岁、已是成年人的哥哥洗澡。手足情啊，手足情，哥哥的双腿和一只手残疾了，她要送给哥哥的不就是手足吗？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1978年1月24日上午10时30分，沙拉生下一可爱的男婴。她没有忘记在孩子的身上流有1/4犹太人的血，于是给孩子取名为以华――在他的身上流着以色列和中华民族的血。三天后，沙拉――这位28岁的母亲变为“姑姑”。她捧着婴儿流着凄苦的泪水对哥哥说：“哥哥啊，你有残疾，不能结婚生育。我把儿子送给你，你要善待他，别让他受委屈啊！别看他这么小，他会一天天长大，将来他就是你的手，你的脚啊……”
沙拉把自己多年的积蓄留给了这一苦命“侄儿”――以华，一步三回头地嫁给第一个丈夫――同一个工厂的老李。沙拉做梦也没自己的命运竟与母亲何其相似乃尔！当年她出生后，母亲就把她丢给老伊马斯，另嫁他人；沙拉将刚出生的孩子送给残疾的哥哥，嫁给了老李。可是，沙拉不这样还能怎样？一个没得到过母爱、没感受过家庭温暖的单身女人，怎么养得了孩子？沙拉说，不生那孩子对不起妈妈和哥哥，生下孩子，她就成了罪人，要像父亲叮嘱的那样夹着尾巴做人，不论在单位还是在家，不管对同事还是跟丈夫都要忍辱负重，生怕惹对方不快。
婚姻社会学认为，亲子是婚姻的压舱，会让婚船顺着古老的航道漂下去，直至婚姻融入夫妻双方的生命，一个走了，另一个也就撒手人寰。沙拉结婚的第二年有了“压舱”――生下了杰瑞。他们夫妇响应国家号召给杰瑞办了“独生子女证”。沙拉寄希望跟老李白头偕老啊，她说老李人不坏，就是心胸不够宽阔，动不动就揭沙拉的短，翻出未婚先育的事儿晾一晾。他们婚姻的主航道渐渐塞满淤泥，到第十个年头说什么也行走不下去了，两个人不得不面对面坐下来探讨离婚。沙拉已经给出去一个儿子，不想再失去杰瑞。可是，在这个问题老李却寸土不让，坚定不移地说：“我要养儿防老，儿子不给你！”
沙拉无奈，只好尽身出户，离开那个像燕泥似的垒起的家。童年没得到母亲是不幸的，做母亲不能给孩子以母爱则是不幸中的不幸。孩子是她的血，她的肉啊，她的命啊！她为什么就走不出母亲的阴影，走不出那凄惨的命运呢？
沙拉再婚了。每次结婚她都像站在海边遥望新一轮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内心充满着期待和希望。沙拉又有了新的“压舱”――女儿美美。她虔诚地祈望这一婚姻能跟孩子一起成长。她不知是没遇到可以“同船渡”的“船长”，还是因为多了两块额外“压舱”，婚船没有顺着千帆过的航道走下去，而是走着走着就沉入河底……
1992年1月24日，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天恰巧是以华的14岁生日。
沙拉认为这不是巧合而是天意，是上帝冥冥之中的安排。她觉得她该去以色列了，回到父亲神往的地方――犹太人的故乡，她有一种感觉，自己和孩子能在迦南地团圆，生活在一起。她走进在北京的以色列驻中国领事馆。她对领事说：“我是犹太后裔，想回以色列看一看。”她既不会说希伯来语，也不会说英语，旁边的一位胖胖的中国男子把她的话翻译给领事。
“好啊，好啊。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家庭情况？”那个人又把领事说的翻译给她。
“我想自己先去看看，如果适应就办移民手续。”沙拉介绍完自己家庭情况后，对领事说道。
领事从沙拉的手里接过护照，签字后递给一位工作人员。“乒”一枚印章盖上去，前后不到一分钟沙拉就拿到了签证。
这是沙拉拿到的第二个以色列签证。第一个是在沙拉35岁取得的。沙拉接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通知――她在多年前的出国申请已获批准。当时出国潮风起云涌，如火如荼，“文革”时只要下乡上山就是革命，此时只要出国就是能人。沙拉东渡扶桑，在以色列驻日本大使馆办下了签证。没想到签证犹如日本海的台风，将沙拉赴以色列的迫望和勇气打得七零八落。在日本等待赴以的日子，沙拉坐在旅馆，把那份盼望以久的签证拿起放下，放下拿以，难以抉择。那时沙拉的第一次婚姻濒临破裂，“此去则意味骨肉分离，意味跟7岁的以华和6岁的杰瑞中断联系；放弃去以色列，恐怕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预订的航班在一分一秒地逼近，沙拉躺在日本的塌塌米上辗转反侧，难以入寐。两周后，预定的航班将要起飞时，沙拉退掉机票，登上返回上海的轮船。她站在甲板望着海面，心底虽泛着难以散去的失落，脸却出现多日不见的晴朗，“作为母亲，什么能比孩子更重要？”
1992年5月，客机飞抵迦南地的上空，舷窗外可望见那片浸透着犹太人两千多年苦难的三角地。犹太人“与神摔跤”（“以色列”一词的希伯来语意）之后就被苦难缠住。公元前586年，犹太王国被巴比伦人征服，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圣殿被捣毁后，这一从西亚大漠蹒跚走出的游牧民族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亡国奴生活。在这块土地浸透多少犹太人的辛酸与悲苦，演绎过多少复国之梦？沙拉不禁激动起来。
沙拉是携带一本《毛主席语录》去以色列的。她说：“我是最听毛主席话的。他老人家说，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先尝一尝。”她想独享这一“梨子”，把两岁的女儿留给了第二任婆婆。人生自古伤离别。沙拉离开上海时，有着割心切肺的痛苦。以华14岁了，已成为残疾舅舅不可缺少的“手”和“脚”，能否去以色列跟沙拉团圆还是未知数。杰瑞13岁了，已读初中，再过几年就要考大学了，“养儿防老”的前夫能让他去以色列吗？假如他们都去不了以色列，42岁的沙拉去那里还有什么意义？可是，去以色列母子有可能团聚，不去注定是不能在一起的。
以色列战火绵延不断，沙拉此去可能就是永别。行前，她把多年的积蓄提取出来，除带走的之外，留给了以华的养父；她那一份退休工资让杰瑞的父亲去领。她还让杰瑞去姥姥家把以华骗了来，母子四人合个影，万一自己遭遇不幸也好给孩子留个纪念。以华知道沙拉就是自己的生母，可是他不仅不叫她“妈妈”，甚至连“姑姑”都不叫，跟她保持着距离。杰瑞住的离以华不远，两个孩子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有时这对“表兄弟”会在凑在一起玩玩。杰瑞去姥姥家找以华自然不会引起舅舅的疑虑。当那个称她为“欸”的儿子出现在眼前时，她一激动穿着拖鞋就把儿子领到照相馆。临照相时，跟别人借了一双皮鞋，可是那鞋特别的大，照出来的照片特别傻。她只好在贴自己脚的地方剪去了。
飞机在特拉维夫上空盘旋着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
“上帝啊，犹太人的上帝，我代表父亲亲吻你。上帝啊，我回来了，我带着父亲的心愿回来了，请赐福于我，让我跟孩子在这块土地上团圆……”沙拉走下班机，深深吸一口地中海湿润的空气，俯下身去，双手抚摸大地，亲吻一下土地，无限虔诚地说。
沙拉去的第一个城市是海法。海法不仅是以色列继耶路撒冷、特拉维夫之后的第三大城市，而且还是地中海沿岸的风景瑰丽的港口城市，商业区和居民区建在卡尔梅勒山坡上，在那里可俯视海湾的景色，市内树木蓊翳，芳草萋萋，还有着诱人的白沙滩。沙拉不懂希伯来语和英语，跟当地人无法交流，只好在一家台湾人开的中餐馆落脚。她持的是旅游签证，在以色列是不可以打工的。沙拉一边做义工，在餐馆端盘子洗碗，给其他员工收拾房间洗衣服，一边拿着本子，见缝插针地跟顾客学希伯来语和英语。沙拉的日子是艰辛的，内心是孤独的，白天忙忙碌碌也就过去了，晚上躺在床想孩子，漫漫长夜，绵绵思念。
半年后，沙拉不仅能用希伯来语和英语对话，而且适应了以色列的生活，于是办理了移民手续。移民以色列的女性很少像沙拉那样打工，她们像青藤似的缠绕在男人身上求得生存。以色列的色情行业特别“发达”，妓女不仅可以在大街拉客，还可以在报刊做广告。沙拉认为自己首先是母亲，然后才是女人。作为母亲，她特别鄙视那种活法。
沙拉多么渴望把孩子接到以色列，母子四人早日团聚啊。条件允许后，沙拉风尘仆仆赶到耶路撒冷，到移民局排队给孩子办移民手续。没想到排到沙拉时，移民局下班了。沙拉只好在移民局楼下守候一夜，第二天交上了申请。她没有回海法，而是在耶鲁撒冷找个餐馆打工，等待批文。她几乎每天给移民局打个电话催问。一周后，一位移民局的官员突然找到沙拉打工的餐馆，告诉她三个孩子的移民手续办下来了，他们将通知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让他们派员送孩子来以，机票钱由政府来出。当沙拉听说他们将把三个孩子一起送过来，一下子就跳了起来：“你们不能让我的所有孩子乘一架客机！万一遇到空遇，我的孩子不是全都没有了吗？”不论那位移民官怎么说，沙拉都坚持她的三个孩子不能乘同一架飞机。
最后，那位移民官说：“世界所有民航的飞机都出事了，以色列的民航也不会出事的！我的几个孩子出国乘的就是同一架飞机，而且是以色列的飞机！”沙拉没话说了。这一年，沙拉似乎运交华盖，孩子的事竟然意想不到地顺利。先是46岁的残疾哥哥出人意料地娶了一位在上海打工的江西女人，接着那个女人坚持要把以华还给沙拉，想自己生孩子。杰瑞听说以华要移民以色列就急了，他说什么也要去。犹太人是一个优秀民族，人口仅占全世界0.3%，诺贝尔奖获得者却占30%，犹太民族产生过影响整个世界的像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门德尔松、卡夫卡等杰出人物。优秀的民族必然拥有优秀的教育，哪个中国父母不期望孩子享受优秀教育？杰瑞的父亲也就同意了。沙拉终于跟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早晨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吃饭时可以跟他们聊天，傍晚可以跟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嬉戏。沙拉终于可以把满腔的母爱倾注给自己的孩子，成为幸福的母亲。
（三）
以色列建国以来，那块“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就被弯成一把弓，从来没有消停。巴以冲突不断，以色列与、埃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家的战争绵延数十年。谢莫纳镇是胡拉谷地的工业中心和主要居民点，距以黎边境仅10余公里，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火箭弹袭击的重要目标之一，有时一个月就落有2000多枚火箭弹。
沙拉一家初到谢莫纳镇时，防空警报不时鬼哭狼嚎地响起，令人心惊肉跳，惶恐不安。有时炮弹呼啸着迎面而来，街头巷尾沙石横飞，硝烟弥漫，有时一个活蹦乱跳的人一眨眼的功夫就变成残肢断体挂在墙头树杈。沙拉有过数次死里逃生。有一次，她刚刚下车，身后的公交车就爆炸了。她在以色列养成一个习惯――随身携带一根橡皮筋，车一有撞击，马上用橡皮筋把自己的大动脉扎住。
沙拉让孩子移民到以色列时，遭到过亲戚朋友的强烈反对：“以色列是一个战争的国家，那里的人往出逃都惟恐不及，你还要领孩子去那里，那不是往火坑里跳吗？”沙拉说，“以色列的战争是局部的，小规模的，伤亡是很小的，我相信孩子的去后安全是不会有问题的。另外，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如果在炮火纷飞的艰难而危险的岁月闯荡过了，以后还会怕什么呢？战争会把他们打造成深沉、威猛、刚强和智慧的血性男儿。”
初次当听到空袭警报和爆炸声时，以华和杰瑞吓得浑身发抖，面如土色，站在那儿哭了起来。
“ 儿子，这太棒了。你们把笔、本子、词典和朴克带上。咱们去防空洞。楼里的小朋友都在那里。你们只要有笔、纸和词典，就可以跟他们说话，这是学希伯来语最好的机会！”沙拉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地对孩子说。她想，不管孩子会不会打朴克，他们在一起就会有交谈的欲望，就会有语感氛围，最起码儿子能学会希伯来语的1、2、3怎么说。母亲的笑容对孩子来说是最好的镇静剂，孩子脸上的惊恐渐渐淡出，像跟着妈妈像做游戏似的跑下楼。沙拉说，“在危急关头，我的脸上从不缺少笑容。”作为女人，她有理由胆怯，有理由哭啼，可是作为母亲她必然坚强。以色列的房屋下面都设有防空洞，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防空洞，外边裹着一层铅，炮弹是炸不透的，人躲在那里是安全的。防空洞里不仅设有电视机，还有以色列人民军送来的水和食品。一天，空中火光一闪，“轰”的一声巨响，两架飞机相撞了。沙拉领着孩子站在阳台上，望着那滚滚的黑烟。孩子们没有哭泣，也没发出尖叫。“儿子，在中国一辈子也看不到事情都让你们赶上了，你们太幸运了。”沙拉对孩子说。战争是冷酷的，面对冷酷只能坚强，不能懦弱！
新移民到以色列先要进入乌尔潘（速成语言学习班），接受三个月至六个月的希伯来语强化训练，不懂希伯来语是无法融入社会的。在以色列乌尔潘多如牛毛，以华和杰瑞进的乌尔潘有百八十学员，其中有金发碧眼的欧洲犹太人，有黑头发黑眼睛的亚洲犹太人，还有来自非洲的犹太黑人，多数是俄罗斯犹太人；年龄参差不齐，有像以华和杰瑞这么大孩子，还有三四十岁成年人。希伯来语有22个字母，千奇百怪，出乎想像；希伯来语书是从左向右翻的，文字是从右向左读的，跟汉语、英语等相反。课堂上全班二十多人跟着老师读，课下学生三三两两用手比划着辅以怪声怪调的希伯来语来交流。
沙拉童年没得到母爱，有孩子后又没机会做个好母亲，现在终于有机会了，她要做一个不让孩子失望的、富有牺牲精神的好母亲。她想，我不仅要了解孩子的感受，还要让孩子的手能触摸到我的心，感受到我的母爱。每天晚饭后，她领着孩子玩。“孩子，你们形容一下最黑的黑天是什么样的？妈妈今天买了半只鸡，谁回答得最好，鸡腿就是谁的。”沙拉对孩子们说。
“墨黑墨黑的。”美美说。
“天上黑得没有星星。”以华说。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杰瑞说。
“杰瑞说得最好，那么鸡腿是他的了。”
“再形容一下最亮，谁回答得最好，鸡翅就是谁的。”
“天下白花花的。”
“亮得睁不开眼睛。”
……
“以华形容得最好，鸡翅是他的了。”沙拉说。
“他们吃鸡腿吃鸡翅，美美吃什么啊？”美美咧着小嘴要哭了。
“美美最小，能跟哥哥们一起抢答题，应该受到奖励。最好的肉――鸡胸脯归美美了。”
在母爱的感召下，以华和沙拉之间的开阔地在逐渐缩小，沙拉渐渐由疏远的“姑姑”变为亲爱的妈妈，以华不再跟叫“欸”了，跟着杰瑞一起叫她“伊妈”了。以华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知道关心妈妈，体贴妈妈。他们母子之情在岁月中不断地加深。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沙拉把中国妈妈这一理念带到以色列。她的身上虽然有着1/2犹太人的血脉，可是她毕竟“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有着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像所有中国妈妈那样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她不论多么忙多么累都不让孩子动一下手，而是叮嘱孩子好好学习。她把孩子的学习成绩视为希望的田野。以色列的气候特殊，有两个反差很大的季节：一是湿季，二是干季。11月至转年3月是湿季，冬雨绵绵，天气很冷。沙拉每天打着伞接送以华和杰瑞。她把孩子送到学校后，从包里掏出两双干爽的鞋子让他们换上。她把孩子脱下来的水淋淋的鞋拎回家，把鞋里的水倒掉，用纸吸表面的水份，然后用吹风机把鞋吹干，留着孩子放学回家后穿。两个懂事的孩子不愿让妈妈为他们劳累，有时放学没等沙拉去接就光着脚丫跑了回来。沙拉看了心疼不已。
在以色列，谢莫纳是经济欠发达小镇；在谢莫纳，沙拉那个居住点住的大都是穷人，在那些穷人中沙拉是最穷的，除地上铺的几床被褥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到以色列，以华和杰瑞才知道什么叫做“家徒四壁”，什么是“一落千丈”。沙拉一家虽然享有政府的生活救济金和住房补贴，仍然缺食少衣，沙拉只好把街头的垃圾桶作为第二供给站，家人穿的是从那里来的，有时吃的也是那里来的。沙拉经常去垃圾桶捡面包。她把面包捡回后，用刀把脏的表皮削去，暄软部分用微波炉烤一下，抹上黄油给孩子吃；干硬部分用热水泡一下，自己享用。
其实，沙拉也没穷到“财神爷甩袖子――镚子儿皆无”的地步。她把手里的5000美元和孩子的护照一起藏起来。她想，假如以色列爆发大规模战争，需要像爸爸老伊马斯那样逃亡的话，有钱和没钱是不一样的。有这笔钱，她就可以买机票，把孩子送回上海。
穷日子让沙拉痛苦的是让孩子失去尊严，尤其是当孩子穿着捡来的衣服被别人认出来的时候。每当沙拉去垃圾桶捡东西时，孩子的影子就在眼前晃动，就感到作为母亲自己没尽到责任，感到心如刀绞。她踯躅于街头，想打份工赚点儿钱。可是在经济欠发达的谢莫纳是很难找到事做的，尤其是沙拉这种希伯来语和英语都说不太利索，又没有技能的女性移民。转悠几天之后，沙拉突然萌生一想法：中国菜在以色列挺受欢迎，中国小吃会不会也受欢迎呢？犹太人把女人用品视为第一商品，将食品视为第二商品。民以食为天，犹太人在吃的方面是很舍得花钱的。经营什么小吃呢？上海春卷？对，就做上海春卷！本小，一锅一灶，一团面，一钵菜。
沙拉没做过春卷，不知道怎么打糊摊皮，怎么炸制。沙拉买袋面粉，在厨房一遍遍地学着打糊和摊皮。打糊是技术，糊不能太稠，也不能过薄。摊皮更是技术，火既不能太文，又不能过武，不能太轻，也不能过重；摊的皮不能厚，也不能硬。沙拉开始摊的皮不是厚了就是太薄，粘在锅上揭不下来，费九牛二虎之力揭下来，皮碎成一堆屑。在厨房闷了好几天，面粉耗掉三四公斤，沙拉才摊出一张薄似菜叶，柔若绒毛的皮。当沙拉用半公斤面粉摊出50张皮时，不禁喜极而泣，终于掌握了一门手艺。沙拉在海法的中餐馆当过义工，知道以色列人喜食清淡食物，吃的菜蔬有西红柿、青椒、茄子等，食肉较少，且不食猪肉、虾、螃蟹、章鱼、贝类和其它无鳞的水生动物。她将包心菜、洋葱、胡罗卜丝和豆芽剁碎，用盐去水分，放入胡椒粉，用糖调好色，包成卷，下锅油炸。做出的春卷又酥又脆，又不油腻，里边的馅绿的绿，黄的黄的。沙拉把炸好的春卷分别送给左邻右居，结果很受欢迎。第二天，沙拉在楼下的路边摆摊卖春卷，一个谢克尔（相当于两元人民币）一个，一天赚十来个谢克尔，收入微薄，毕竟有了收入。
在沙拉眼里，做母亲永远都是专职的，做生意是兼职的。每逢孩子放学，不管生意怎么样都不做了，她把炸春卷的锅端下来，用炉火给孩子煮馄饨或面条。孩子吃完饭回家学习去了，她收拾完锅碗瓢盆，接着做春卷生意。晚上，她累得腰酸背痛还要给孩子做饭，洗洗涮涮。有空闲，她就领着孩子做游戏，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希伯来语。当孩子睡着了，她就坐在灯光下给孩子做识字图片。不论生活多么苦，和孩子在一起时她总是开心地笑着，一脸阳光。她说，无论如何做母亲的不能在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生活的阴影。
一天，雨后天睛，冬日的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以华和杰瑞放学后，像往日那样坐在炉旁读书。沙拉手忙脚乱地忙着，做好饭后，一碗一碗盛好，摆在桌子上。
“以华，你已经15岁了，是成年人了，怎么能坐着一动不动，废物似的看着妈妈在那儿忙得不可开交？怎么能等着让妈妈来伺候呢！”隔壁的大婶心直口快地说。
特拉维夫、耶鲁撒冷的人有点儿像中国大都市人待人较冷，彬彬有礼中将人拒之千里。谢莫纳镇的人有点儿像中国偏僻乡村的百姓质朴率真，有时拿自己不当外人，说话不分里外。以华像犯了错误似的站了起来，满脸通红地低着头，一声不吱。
沙拉惊诧地望着邻居。她的话像一把钉子撒在沙拉的心里，让沙拉很难受。以华初回妈妈的怀抱啊，刚刚得到妈妈的温暖，妈妈的爱，怎么能说他是废物呢？这太伤孩子的自尊了。再说，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训斥我的孩子？他们坐在那读书，等着妈妈做饭盛饭有什么错？中国的母亲几千年这么走过来的，没谁觉得不对啊，怎么你一个犹太女人就受不了呢？难道我的孩子还不够乖吗，还不够听话么？以色列的口服药每隔6小时服一次，我感冒时孩子守在钟表旁，时间一到就给我端水拿药。他们在外边玩球时，见我买菜回来就急忙跑过去，把菜接过来拿上楼。家里吃鸡时，本来鸡腿、鸡翅、鸡胸脯都奖励给孩子了，可是他们却争着说：“我要吃鸡脖子，把脖子给我。”我以为他们爱吃鸡脖子，就把鸡脖子捞出来，一剁三段分给他们，这时发现鸡腿、鸡翅和胸脯肉都在我的碗里。以色列的最便宜水果是橘子，每当孩子吃橘子时，吃到甜的都要给最辛劳的妈妈留着。当我进屋时，三个孩子都举着橘子喊道：“妈妈，吃我的橘子，我的橘子是最甜的！”我的孩子多么乖啊，在中国人心目中乖孩子就是好孩子，难道你们以色列不是这么看吗？
隔壁大婶的话虽然难听，毕竟是好意，沙拉也不好说什么。
“沙拉，你别以为自己生下孩子就是母亲了。你不要把中国的落后、愚昧的教子方式带到以色列来……我们犹太人有句俗语：‘谁溺爱孩子，就不得不有朝一日为他包扎伤口。当孩子为伤口的疼痛叫喊时，你将为你愚蠢的溺爱而痛悔！’”邻居转身对沙拉批评道。
沙拉在中国被视为犹太人，在以色列却被视为中国人。中国人的沙拉蒙了，在中国哪个母亲不这样爱自己的孩子？谁都知道世界上有两种人最重视教育，即犹太人和中国人。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中国的教子方式哪点落后？
“孩子别在意，妈妈爱你，妈妈愿意为侍候你，愿意为你做一切。妈妈只要看你读书学习就高兴，就幸福……”邻居走后，沙拉对以华安慰道。
“伊妈，她说得没错。我已经15岁了，在犹太人眼里已是成年人了，应该主动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义务，该帮助妈妈做生意干家务，减轻妈妈的负担……”以华诚恳地说道。
怎么，邻居说得没错，难道是妈妈错了？这到底是怎么了？是以华长大了，还是被他们犹太化了？沙拉惊疑地望着以华。
孩子比大人敏感，接受新事物也比大人快得多。以华跟当地孩子接触多了，对犹太家庭有了了解。在犹太家庭，孩子八九岁就打工了，放学后或去麦当劳快餐店打工，或去附近加油站做点儿小生意，或到印刷厂干点儿零活，或在家里开的商店门口帮助家里招揽生意。在犹太人家，男孩13岁，女孩12岁就算长大成人了，要在犹太教会堂举行成人仪式，用希伯来语朗诵经文和祈祷文，宣誓从今以后要履行犹太人义务。成人仪式一结束，父母就把孩子当成人来对待了，许多消费都要他们自己承担。犹太人认为，光有学问是不能生存的。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学会赚钱，在经济上不独立是不行的。另外，孩子只有在对生活不断体验的基础上，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和位置。他们把放开手脚让孩子学会独立生存作为最好的礼物送给孩子。
以华变了，放学后不再坐在那等着妈妈侍候，而是主动带着弟弟帮妈妈干活了。他们围在沙拉身旁，学摊皮、剁馅、包卷和炸春卷。晚上帮助妈妈洗碗，照看妹妹，收拾房间。从小没干过家务的孩子做起来难免笨手笨脚，当沙拉让以华把包心菜一切两半，将菜根剔除时，他干一下问一遍。
“伊妈，菜切开后还怎么做？”
“贴着菜根左一刀，右一刀，这样就切下一个三角形的菜根了。”
“伊妈，你看是这样吗？”
沙拉抬头望去，见以华把包菜切开后，菜根没切下来，在菜中间挖一个三角的洞，搞得她哭笑不得。
在中国，不会做家务的孩子委实太多。有的父母无不担忧地对孩子说：“等你成家之后，怎么办？”
孩子理直气壮地说：“我雇保姆！”
现在没有，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在培养人才时，将保姆也纳入配套培养计划。不过退一万步说，就算将来保姆资源充足，也得雇得起不是？经济上不自立，谁给出保姆费呢？对那些不学无术的人来说，将来还说不上给谁去当保姆呢？
以华和杰瑞的家务活儿越干越熟练，越干越干净利落，渐渐显露出每个人的特长，以华的刀工好，杰瑞的皮摊得好。家里有了分工，以华负责切菜剁馅和炸春卷，杰瑞负责摊皮和包春卷，沙拉采购和卖春卷，三岁半的美美边用小手把粘在一起的春卷皮揭开，边用希伯来语数着：“一、二、三、四……”孩子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懂事了许多。
据倒腾鸭子的朋友说，从鸭子孵化出来到餐桌生命旅程已缩短到25天～40天。养殖业的突飞猛进着实在让人惊愕。鸭子的游水嬉戏的天性被养殖户彻底剥夺，它们被“赶上架”，圈在网架，像关进拘留所似的每平米挤有五只，活动受限。强迫鸭子吞食大量高能量饲料和快育灵（低毒、高效促生长剂），一个月左右鸭子就出栏了。我总觉得这样养殖出来的鸭子不能算是鸭子，只能算是鸭肉。
仅仅这样养鸭、养鸡、养猪也就罢了，急功近利的人还这样养育后代。他们让儿女像鸭子那样“饭来张口”什么也干，像鸭子大量吞食高能量饲料和快育灵那样去读大量的教参教辅，做大量的习题，恨不得孩子像鸭子似的快速出栏，立马拿到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可是他们忘了，人才人才，先成人后成才，不成人怎么成才？中国将来的最大问题可能是人太少了，“才”太多了。我经常想，那些40天出栏的连路都不大会走的鸭子怎么样才能找回游水嬉戏的天性，怎么样才能成为健康的绿色的真正的鸭子呢？
爱孩子连母鸡都知道；可是害孩子，连母亲都不知道。聪明的理智的母亲才知道怎么去爱，怎样爱才有益于孩子，而不是那种损害孩子健康的高能量饲料。母爱应该是燃在儿女心底的篝火，照亮和温暖孩子的一生，而不该是舒适惬意的子宫，让孩子永远也长不大。
“孩子，我们家没钱了。”沙拉把以华和杰瑞叫到客厅，满脸凝重地说。
客厅陡然鸦雀无声，以华和杰瑞面面相觑，满面恓惶。在异国他乡，没有钱无疑于断了血脉，一家人吃什么，喝什么，住哪儿？自从来到以色列，来到谢莫纳，杰瑞感到自己跟妈妈在一起了，家的感觉却没了。这种朝不保夕的日子，让这个14岁的孩子过早尝到了忧患的滋味。他经常偷偷地哭，思念着祖国，思念着上海，思念着亲朋好友，思念以往的生活。听妈妈说家里没钱了，他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不知怎么办好了。
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文化不仅是沟通的渠道，更是沟通的障碍。有时文化像高大的围墙把不是一种文化的人挡在外边。沙拉和邻居是被圈在不同的围墙里的人。沙拉要想在以色列生存下去，就得了解和学习犹太文化，进入他们的围墙，隔入他们的社会。沙拉空闲时有意识地找邻居聊天，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家庭教育。沙拉是一位性格开朗、古道热肠、具有较强亲和力的女人，没过多久她就跟左邻右居混得稔熟。沙拉在跟他们的交往中渐渐明白犹太人为什么聪明，为什么那么会赚钱，为什么在许多领域取得辉煌的成就，他们靠的绝不是比其他民族高出10％～20％的智商，而是经济独立的精神。中国人说：“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犹太人说：“民以食为天，我们能用全部的辛劳换来幸福，这也是上帝的恩赐。”两个民族都承认“民以食为天”，犹太人却强调用辛劳来换取，将依赖和顺从视为耻辱。他们在饭祈祷时常说：“上帝啊，制止我们从别人那里借钱和领受礼物吧！让我们借助你那宽大神圣的双手吧！无论在哪里我们的行为都不会使您受辱。”
那些日子，发生两件事情，让沙拉受到很大的震惊，她觉得仅让孩子放学后做点家务是远远不够的了，必然让他们像犹太孩子那样有经济独立的精神。
杰瑞想买一辆旧自行车，沙拉想，孩子在家干了不少活，再说家里也确实需要一辆自行车，于是就答应了。隔壁大婶的14岁儿子知道后就主动找上门来：“我知道谁要卖旧自行车，可以帮助你买下来。”
“好啊。那就麻烦你了！”杰瑞感激不已地说。
隔壁孩子知道沙拉家拮据，杰瑞买车的钱是靠买春卷点点赚来的，很不容易。沙拉想，两家相处不错，她不仅时常给他家送春卷，他的父母外出旅行时，她还帮忙照顾过他们四个孩子，相信他会帮忙的。沙拉还友好地对那孩子说，你在外边打工，杰瑞在家干活儿，都很不容易。等杰瑞对这边熟悉了，也会跟你一样去打工的。傍晚，那孩子说价钱讲好了，150谢克尔，让杰瑞跟他去推车。两人下楼后，他让杰瑞在马路这边等着，他去马路那边把车子推过来。
几天后，杰瑞沮丧地回家说，他遇见自行车的卖主了，说是100谢克尔卖给隔壁男孩的。
“他不是我的朋友吗？怎么能赚我50谢克尔呢？”
杰瑞说什么也不理解，隔壁男孩为什么要赚自己50谢克尔。沙拉听后也特别恼火，他怎么能赚杰瑞的钱呢？而且那么黑，一下子就赚去了1/3！他怎么如此没同情心？50谢克尔对我们这一贫穷人家意味什么？意味要节衣缩食多少日子，意味着要风里来雨里去地卖几天春卷！难道他父母没让他读《塔木德经》？《塔木德经》不是犹太人的第二本圣经，那上面不是明确规定犹太教徒不能毫不费力地榨取他人钱财么？
可是，沙拉不能那么说，要对孩子进行正面教育。她告诉杰瑞，吃亏就是占便宜，占便宜就是吃亏。你看那个孩子占了你50谢克尔的便宜，却失去了你的信任和友谊。你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好人。你不能干坏事，但要善于鉴别好与坏，善与恶。眼前的得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论得与失都不改变自己的本性，都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让人相信的人。
几天后，又发生一件让沙拉难以接受的事情。她跟别人借了一盘希伯来语教学录音带，觉得那带不错，想有一盘，好长期听。可是，谢莫纳没有卖的，买的话需要去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沙拉想，找人复制一盘算了。可是，她家没有双卡录音机，复制不了。她就请邻家孩子帮忙。两天后，邻家孩子把复制好的磁带送来了。当沙拉连声称谢时，他把手伸了出来，跟她要25谢克尔。沙拉蒙了，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怎么会要这么多？买盘原版的还带附一本教材才要15谢克尔！
“买一盘空白磁带要花多少钱？”沙拉反问一句。
她清楚买盘空白带只要4谢克尔。
“空白带花多少钱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买磁带要坐车吧，车费呢？我回来要坐车吧，车费呢？我复制磁带需要时间吧，工钱呢？复制时我的录音机会磨损吧，损耗费呢？我总共要你25谢克尔，多吗？”
“你不过去你父亲的店里买盘空白带给我录一下，帮个忙……”
“我跟你是亲人吗？不是。是朋友吗？不是！我为什么要帮你忙？”
“可是，我们认识，我们是邻居啊……”
“认识有什么用？我认识银行，银行给我钱么？”
沙拉气坏了，这不是敲诈吗？可是，他为什么敢敲诈我呢？不就是我们一穷二白么，没钱没地位吗？《塔木德经》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贫穷更糟糕的事了——它是一切痛苦中最可怕的。一个被贫穷压榨的人就像一个一切诅咒都在他身上应验了的人一样。”钱，不仅仅代表财富，还代表权力、地位和尊严！
“谢谢你！你给我上了一堂非常重要的课，这盘磁带值25谢克尔。我不仅会学好希伯来语，我的孩子学好希伯来语，我还要把他们培养成有社会地位的百万富翁。我要做百万富翁的母亲！”沙拉说罢，掏出钱恭恭敬敬地给那个孩子。
要做富翁的母亲，必须让儿女成为富翁。怎样才能把孩子培养成富翁？穷人要想成为富翁必须要会赚钱。中国的那种父母承包儿女一切的作法是培养不出赚钱能力和经济自立精神的，那种母爱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包有糖衣的毒素缓释胶囊，它会导致孩子终生缺锌缺钙缺铁，使他们像西湖边上的飘柔柳丝，只要上边不拽住就像根线头瘫在地上。
沙拉对中国的那种望子成龙式的家教失望了，她不想再做中国妈妈了，想做犹太母亲，富翁的母亲了。她要培养孩子的赚钱能力和自立精神，要让自己的孩子不输给犹太人。对孩子来说，这是背水一战，倘若输了，他们在以色列将永无翻身之日！她决计在家里采取“有偿机制”，给他们彻底断奶，让他们去赚钱。
“为生存下去，我们一家人要齐心协力地赚钱，做好春卷生意。我们也采取有偿机制，一个春卷的成本是0.3谢克尔，做一个或卖一个春卷都按10%提成，也就是说个人可得0.1谢克尔。”沙拉说。
这是沙拉跟犹太人学的――不论雇佣谁，即便是自己的儿子也要事先讲好报酬。
以华和杰瑞看了看母亲，再相互看了看，这还有什么商量的？家里已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唱的那样“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再说，左邻右舍日子过得和好过得不好的家庭的孩子也都在打工或作小买卖，他们家楼下邻居，父亲是长途汽车司机，很少在家，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几个十几岁的孩子都在很远的地方打工。
“伊妈，我可不可以不卖春卷，只在家做春卷？”性格内向的以华为难地说。
杰瑞见以华不想卖，他也不想去卖了。
“这样吧，做一个春卷仍然提成10％，卖一个春卷提成20％。”沙拉调整了提成比例。
一个智慧的母亲要善于开发每一孩子的潜能和优势，让他们尽快脱颖而出，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以华仍然选择在家里做春卷，不过也可以试着卖春卷。
“伊妈，我要赚0.2谢克尔，我去卖春卷！”杰瑞改变了主意，选择了卖春卷。
卖一个春卷赚0.2谢克尔，每天卖10个就赚2谢克尔，20个就赚4谢克尔，50个就赚10谢克尔！一个月呢？那就是60谢克尔～300谢克尔啊！这样不仅可缓解家庭经济危机，个人也有可支配的零花钱。赚钱会让人感到刺激、兴奋和冲动，杰瑞不禁摩拳擦掌了。
沙拉把积累的卖春卷的经验传授给了两个孩子，让他们在家模拟几遍。然后一家人打糊摊皮、剁馅、打皮、包春卷，制成半成品之后，放入冰箱。凌晨三点，沙拉起床炸春卷。六点钟，她已炸出30个春卷，叫起了以华和杰瑞。吃完早饭后，两个孩子背着书包，拎着装有春卷的篮子，跟着沙拉走出家门，这时天刚蒙蒙亮。春卷能卖出去么？两个孩子无精打采地走着，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一路默默无语。
当他们从山坡的居住点走到谢莫纳镇中心时，太阳已升起，万里无云，天空像湛蓝的海洋，近处草木葱茏，清脆的鸟鸣从树林钻出，遥远的黎巴嫩雪山沉静而典雅。以华和杰瑞走在往日上学的路上，过去他们总觉得那段路挺长，今天却感到很短。他们多么希望顺着这条路不停地走下去，走回中国啊。拎的春卷越来越沉，像是石头，他们的心里堆满了石头，也跟着往下坠着。春卷要是卖不出去，妈妈不仅白忙碌一早晨，而且还会伤心和失望。
做一个犹太母亲比做中国妈妈艰难得多。溺爱孩子是母亲的天性，在野生动物中，不论是鸟儿还是非洲野牛，它们甚至会用生命养育孩子，用生命去保护孩子；
人不如野生动物理智，当雏鸟羽翼丰满时，成鸟养育下去，它们会将雏鸟毫不留情地赶出家门，自谋生路。让一个母亲做不符合自己天性的事情将是多么难？可是，有许多事情想得容易，说得容易，做却不易了。沙拉一路上也是矛盾重重，这样逼孩子卖春卷是不是太没母爱，太残忍，太冷酷？会不会在他们心灵留下阴影，自己会不会重蹈母亲的覆辙？放弃的念头像啤酒沫一个劲地往上冒。她只好劝说自己，要坚持下去，要做一个有智慧的母亲，不仅给孩子母爱，而且要给他们绿色的母爱、负责任的母爱，有助于成长的母爱，不负责任的母亲是自私的母爱……
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没有开门，仅几家小超市在营业。沙拉在街角驻足，看着以华和杰瑞去兜售春卷。两个孩子站在路边，望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寥寥无几、步履匆匆的行人，想叫卖，可是嘴巴说什么也张不开。他们感到心慌气短，像做了什么坏事似的莫名地紧张，两手冒汗，手里的篮子像是赃物似的，恨不得丢得远远的。
沙拉多么想继续做中国妈妈，将他们手中的篮子夺下来，让他们去上学。她突然想起苏北人常说的一句话：“有婆就把婆来依，没有婆就靠自己爬。”当孩子有依靠时他就依赖，没人可依靠时，他就得依靠自己。同样，把鸟儿养在笼子里，它就等着人喂；把鸟放飞了，它就会自己觅食。卖春卷对孩子来说有许多好处，可以学会跟人打交道，还有助于他们走进社会。如回到原来的轨道，没准真会像隔壁大婶说的那样成为废物。
沙拉走过去，看了看以华什么也没说。她知道对以华来说，出头露面是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他从小跟着没有工作的残疾的养父和来自苏北农村的“奶奶”，生活有多少阳光？他的内心有多少自信？她走到杰瑞的背后轻轻推一下。杰瑞回头看看妈妈，踱进一家儿童用品超市。当店主弄清杰瑞的来意后，殷勤的笑容转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说他不需要春卷。杰瑞尴尬了，在家的模拟像晨雾似的飘散了。当他要离去时，想起妈妈那凝重面孔，想起“孩子，我们家的钱花光了”。
“您不买多，买两个品尝一下也好，”杰瑞见他没有买的意思接着说，“您现在不买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联系，等您什么时候有需要，或您的朋友有需要，打电话给我，我随时给你们送。我不仅可以给您提供春卷，还可以提供其他的中国小吃。”
杰瑞进的第二家是蔬菜超市，可能太早，店里冷冷清清，一个人也没有。货架上的西红柿、青椒、茄子、包菜一个个被打理得像等待拍婚纱照的新娘。店主是一位40多岁的犹太女人，她打量一下拎着篮子走进来的中国男孩，和善问道：“你需要点什么？”杰瑞像在家模拟似的把篮子掀开，彬彬有礼地说：“您好！我这有好吃的中国小吃――春卷，每个一谢克尔，您想品尝一下吗？我相信您一定会喜欢的。”
“中国孩子做生意啦？”女店主笑着说。
住在谢莫纳镇的中国人仅沙拉一家，较为引人注目。杰瑞和以华背着书包经常从店前经过，从来没进来过。她探头探脑地看了看篮子里的春卷，“好吧，我就买两个你的中国春卷。”
“谢谢！”杰瑞欣喜地收下两谢克尔。
这是杰瑞做的第一单生意，善良的店主给了他经商的信心！从那之后，瑞杰给次来她都卖两个。过一段时间杰瑞才知道，她买的春卷一个也没吃，都送给别人了。
沙拉站在道旁看着两个孩子，以华转悠来转悠去，迟迟疑疑；杰瑞像燕子似的在开门的店铺进进出出……
“妈妈，30个春卷全卖了！”杰瑞像燕子似的飞过来，将钞票和篮子交到沙拉的手里。
沙拉手握着沾有孩子体温和汗液的钞票，望着他们上学的背影，欣喜若浪奔涌在复杂心绪之上，泪水在眼里闪动，孩子终于迈出了经济自立的第一步，他们学做生意了，能赚钱了！
沙拉按犹太教法“不要将应付的报酬留到第二天早上”，当天就把杰瑞和以华应得那份分给了他们。
从此，杰瑞和以华每天早晨6点钟离家，到镇中心卖完春卷上学。有时卖得顺利，很快卖光了，他们就跑回家再取一些；有时上课时间到了，春卷还没有卖完，他们就边走边卖。为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沙拉规定卖不完的春卷不能自己吃了，或者随便送人，要拿回家；卖丢一个春卷要赔1谢克尔。有时杰瑞遇到吃了春卷不给钱的无赖，他就像小马蜂似的紧叮不放，直到把钱要回来为止。
当孩子卖春卷时，沙拉总要悄悄跟在后边，站在远处注视他们。孩子在外边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碰到，她怕孩子遇到地痞无赖抢春卷，孩子被他们打伤；害怕孩子被车撞着，有的人开车像疯狂老鼠，神出鬼没，说不上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当孩子卖完春卷往回走时，她先一步回到家，装出一直在家等候他们的样子。两个星期后，见没发生什么事情，她才放弃撒手。
以色列的乌尔潘几乎没有全日制的，或上午上课，或下午上课，或晚上上课。以华和杰瑞是上午8∶30时至中午12时上课。放学后，他们跟沙拉打糊摊皮、剁菜拌馅和包春卷。傍晚，把春卷炸好后，杰瑞和以华各拿30个春卷，去位于镇中心的两处酒吧卖。
“你们随身带个本子，把没学会的单词记在上面，去酒吧卖春卷时，向那些喝酒的老头儿请教，他们有的是时间和耐心，会告诉你的。”沙拉对两个儿子说。
在酒吧，以华和杰瑞有机会就跟喝酒的老年人聊天。卖春卷不仅让以华和杰瑞的希伯来语口语大有长进，而且让他们知道了赚钱的艰辛，懂得了节俭。卖春卷还让他们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以色列人，同时也让他们对赚钱产生了兴趣，有了经商意识，学会了捕捉商机。
“妈妈，在酒吧喝酒的老年人可能更喜欢吃辣的，你能不能给我做20个辣味春卷？”杰瑞对沙拉说。
“好啊，好啊！杰瑞，你真聪明！”
作为妈妈要不断地、坚定不移地肯定孩子的优点，让其发扬光大。杰瑞不仅卖春卷，还知道琢磨顾客需求了，沙拉很高兴，给他做了20个辣味春卷。
“妈妈，你做的辣味春卷全卖出去了！”杰瑞不大功夫跑回来说。
沙拉和孩子尝了一下辣味春卷，的确好吃。畅销必须有好产品，沙拉和孩子在春卷馅上下一番功夫，推出了甜味春卷、咸味春卷和豆沙春卷等产品，品种多了，价钱也跟着上去了，由1个谢克尔涨到2个谢克尔。
杰瑞听说有一家要开PARTY，就找上门去推销春卷。那个家庭特别有钱，住的是别墅，有花园和泳池。女主人品尝完杰瑞的春卷，眯缝着眼睛，吧嗒几下嘴巴，说：“好吃！”杰瑞趁机跟她介绍中国的饮食和小吃，讲春卷的制作。女主人很高兴，当即订了100个春卷。几天后，街上邂逅，女主人对杰瑞说，你的春卷不仅好吃，还给我的PARTY增添了中国风情。她成了杰瑞的老客户，只要开PARTY就给杰瑞打电话订春卷。
春卷的销售量是上去了，可是要一个个包，一个个地炸，沙拉和孩子们忙得睡觉时间都被挤占了。一次，有人订500个春卷，他们忙到凌晨3点钟炸完那批春卷，两个儿子穿着衣服就睡着了。沙拉心疼地坐在他们旁边，默默地看着熟睡的两个儿子抹眼泪。
孩子醒来时，他们家又充满歌声和笑声，沙拉像地道的以色列人似的对儿子说，“Ye――heyebesedr（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五）
几个月后，以华和杰瑞结束了乌尔潘的希伯来语学习，进入了中学。以色列的中小学教育体制跟中国相似，小学6年制，中学6年制。我们的中学分为初中、高中，他们分为过渡部和高级部，每一阶段的学制也是3年。以华和杰瑞所就读的学校是谢莫纳镇最大一所中学，拥有七八百名学生，以华读过渡部的三年级，杰瑞读过渡部的二年级。
生意生意，没生出新意也就没有生意。犹太人认为，做买卖是需要创意，他们在这方面特别善于动脑筋，总是千方面计想出新点子，把生意做大做强。杰瑞通过跟当地孩子交往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想，如果学校的七八百学生中有10%的人买春卷吃的话，就能卖掉七八十个哩。可是，这七八十个春卷怎么推销出去呢？像在镇中心那样挨门推销肯定不行，最好找个经销点。他课间在学校附近转悠了两天，发现每天上午10点30分吃课间餐时，许多同学都到学校旁边的一家“曼可里特”（Mekolet）买饮食。“曼可里特”类似中国居民住宅区内的食杂店，主要经营学生用的文具、食品和卫生用品。以色列的“曼可里特”很有有人情味，店主见顾客就像多年不见的亲戚，热情洋溢。老顾客买东西不必付现钱，记上账月底来结就是了。
在“曼可里特”店主的眼里，学校的学生都是他的顾客，没想到杰瑞却成为他的供货商。一个稚气未褪的中国少年，一位极其精明的年逾而立的犹太店主；一个刚刚入道，有一说一；一个做了十几年的生意，工于心计，没想到生意居然谈成了。不过，店主的条件较为苛刻――每个春卷按0.8谢克尔交店主代卖，卖不掉的退给杰瑞。按此折扣杰瑞个人已没钱可赚，可是家里却有钱赚了，还是值得欣慰的。
以色列中学的课程比中国浅得多，尤其是数学课，老师主张用计算器。杰瑞的基础好，轻而易举就能拿到优秀成绩。他没事儿就往谢莫纳的“沙克”（shuk））跑。以色列的“沙克”有点像中国的农贸市场，里边不仅有抻着脖子叫卖的，还有细声碎语，甚至急扯白脸地讨价还价声。“沙克”不仅有卖蔬菜水果的，还有卖服装和小商品的。杰瑞没转几次就发现了商机，中国的风油精、檀香扇、真丝手绢在谢莫纳镇很受欢迎。杰瑞兴奋极了，他把卖春卷赚的钱寄到上海，托亲朋好友帮忙采购风油精等商品寄到以色列。这种生意利润丰厚，在中国花25元人民币买的丝巾，在谢莫纳可卖250谢克尔，相当于500元人民币，多么大的利润空间啊。
放学后，杰瑞背着那些来自中国的小商品径直去“沙克”练摊。没去几次他就看出了门道，每次偷偷塞给“沙克”管理员点儿好处费，就可以“沙克”谋得一席之地。他将一方红布一抖落铺在货床上，然后将背去的小商品一一摆上，就开张了。傍晚6点钟，“沙克”的喧嚣被白昼带走，恢复了冷清，杰瑞收起了摊，跑去给菜农搬卸菜蔬，不仅一小时可赚5谢克尔，还能得到碰伤、摔坏的蔬菜，这样一来，家里就可以几天不买菜了。
以华在学校举办了“带你走进中国”的讲座，听讲座的同学可以免费体验一下中国的吃文化――品尝中国春卷，不过听讲座要购买入场券。以华特别想念家乡，他怀着思乡之情讲述着中国，讲述着上海，讲述中国的习俗和小吃。他的讲座受到同学的欢迎，带到学校的20个春卷也出了手。
在经商方面，以华明显弱于杰瑞。沙拉并不要求他跟杰瑞一样，手指伸出有长有短，长有优势，短也有优势，这才有利于互补。渐渐沙拉负责采购，以华负责做春卷，杰瑞负责卖，一家三口各有分工。以华每天晚上剁菜、打皮，包好春卷放进冰箱，凌晨三时起床炸春卷；杰瑞早晨和晚上去卖。不长时间，谢莫纳镇的许多人都认识了圆圆脸、笑眯眯的卖春卷的中国男孩儿。沙拉家的“GDP”不断增长，从每月几百谢克尔升到几千谢克尔，家里再也不用“第二供给站”补充给养了。
按照沙拉的规定，不论谁给家里带来经济效益都有10%的提成，这样以华可得1200谢克尔。沙拉觉得以华这笔钱赚得太容易了，不利于他的成长，跟他商讨一番后，将提成降至500谢克尔。那是以华赚的第一笔大钱，他给妈妈、弟弟和妹妹都买了礼物。
当以华和杰瑞手里有钱后，沙拉就把儿子当成大了，要求他们个人开销自理，在家吃住要交费。沙拉还制定了值日表，谁哪天洗衣服、做饭、打扫房间。在犹太人家里，做家务是无偿的，沙拉认为这有助于培养儿女的家庭观念和家庭的责任感。
沙拉一直想在以色列开家餐厅，没有想到在谢莫纳不到一年儿子就帮她圆了这个梦。以华读书很有心计，在学校学以色列移民法时，他一下子就联想到自己的家，发现有一笔移民安置费妈妈没有领。他放学跑回家跟妈妈说，沙拉不大相信，犹太人做事向来丁是丁，卯是卯，怎么会忘给她安置费呢？可是，以华说得有理有据，她只好信将疑地跑去咨询一下，没想到以华说的没错。她从移民局领回1.2万谢克尔安置费。沙拉用这笔钱开了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珍珠餐厅――仅有两个餐位，以送外卖为主。
餐厅开张后，沙拉对两个儿子说：“家里有了餐厅，你们又多了一个选择，可以在自家的餐厅打工，洗盘子涮碗送外卖，按劳付酬，也选择可以单干。在自家餐厅干的，可以免交其他费用，单干的每月要向家里交100谢克尔的房租费和水电费。”
以华选择在自家餐厅打工，杰瑞选择单干，一边做春卷生意，一边在“沙克”练摊。
让沙拉欣慰的是在家里实行有偿机制、开销自理之后，以华和杰瑞不仅抢着做家务，而且争着为家里支付水电费和电话费。他们见家里什么东西用完了就会悄悄地买回来，家里的牙膏、洗衣粉、肥皂，还有冰箱里的食物几乎都是他们买的。杰瑞和以华说，当为家花钱时，就想到自己能为母亲分忧，能分担家里的经济开销了，自己不再是邻居说的废物了，心里就产生一种成就感、满足感和自豪感。
谢莫纳像一只竹筏，承载着沙拉和她的孩子顺着光阴的溪流漂下……
让沙拉忘不掉的是跟移民局官员的对话：
“我相信我不会在那生活一辈子的。”